《东亚青铜潮》是一部介绍东亚青铜文化的著作，作者运用生动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青铜文化的历史、特点、艺术价值等方面。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东亚青铜文化的发展与演变，还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人类智慧。
《东亚青铜潮》读后感(一)
59元的定价，如同4千年前的青铜一样，有点离谱的贵了。很多地方还没有深入展开就戛然而止。罗列的成分多于一种系统深刻的梳理。视角没有在东亚，反而只是中原。东亚范围太大了，蒙古算不算？我觉得远东也应该算上，西伯利亚的青铜器研究不能忽略，乌拉尔以东的青铜文明全部算进去，才能更清楚的看清整个亚洲的青铜发展，毕竟现有的考古证据可以证明，青铜的发展主要在乌拉尔以东的亚洲地区。4千年前没有国家的概念，所以联系古人的动机是什么？是民族情绪还是生存压力？青铜的概念来自砷锡铜的比例，这点林梅村教授倒是写的非常透彻。两相比较，高低立现。另外，青铜文明的概念好像也不敢明确，青铜至少要在日用器中，我们礼器中大比例的出现，这与乌拉尔东部地区完全不一样。塞伊玛样式青铜刀的对比，说明对青铜的使用可能多用于祭祀，而不是日常，如农业，战争，因为冶炼工艺的原因。乌拉尔以东早早就是进入了铜铁并用的时代，我们不能避而不谈，这是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有些fact就在那摆着，东亚的在那样一个农牧渔猎交融的时代，不可能孤立发展的。另外，游牧不是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迁徙，游牧也定居，农业逐水而居，生存压力下为什么不用铜做武器和农具呢？因为没矿啊，采矿需要人力，人需要食物，狩猎，采集，种植，养殖，并不只是简单的农业和游牧两种模式。青铜，作为礼器的角色这应该是最迷惑的地方，至于传播路径，已经不能再明显了。
《东亚青铜潮》读后感(二)
2023年读书第六本，自去年冬天至今，160多页的《东亚青铜潮》终于结束，实在是这种纯粹理工科的文字它读起来就是费事啊，这要是小说可能几天就看完了，但是这是布满了图片和考据还有文献的学术专著，所以不要说考古学是文科了，其实更大程度上它是结合了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科，还好我读完了，也大概理清了青铜器在我国的分布地和发展史。 话说咱们华夏文明的起源固然是满天星斗，但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几乎没有青铜器的发现，加上都没有文字的破译，所以很多史学家按照固有的西方三个标准（城市、文字、冶金术）来界定它俩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一直到近些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达成共识的一个新标准——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大型都邑、国家出现（王陵）。 而中原的二里头遗址，甘肃的马家窑和四坝还有齐家文化遗址、山东的大汶口和岳石遗址、内蒙的夏家店文化以及安徽的铜陵遗址、武汉的盘龙城遗址等都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相比较之下，中国东北图门江以东和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同时期遗址均无青铜器，那里的先民们是直接进入铁器时代的（侧面论证韩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受中原腹地文化影响），所以许宏老师认为只有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在公元前1700年前后第一批进入青铜时代，隐晦表达了对中国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的肯定。 想看青铜器，必去以下几个遗址和博物馆—— 1、山东博物馆。 2、河南博物院。 3、安徽博物院。 4、湖北博物馆。 5、四川广汉三星堆。 6、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7、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东亚青铜潮》读后感(三)
东亚青铜潮
1.正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关系密切。“中国西北地方对来自中亚及以远地区的治金术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在这里，“主动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身的特色”就是技术创新的过程，也正是这样的过程才导致中原地区“华夏风格” 冶金术的崛起。而“区域互动与技术创新是理解中国早期铜器区域特征的两把钥匙。因为有区域互动，所以会出现不同区域间某些文化因素的相似，如喇叭口耳环在西北和北方地区的流行；因为有技术创新，所以在某些区域的某些阶段会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如铜铃或组合范铸技术在中原地区的初现。
因此，围绕区域互动与技术创新展开更深入的探究也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一个主导性方向”。
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作者非常擅长从世界角度进行考古观察，而不是局限于中国目前的版图。这样视野开阔，有效的发现了古代世界的技术和物资扩散的情况，不至于注意力只放在本国而陷入历史沙文主义的陷阱。这一点非常好。看全局而不是观一隅，讲客观而不是盲目爱国。
2.说到黄金，首饰很可能是黄金应用的第一个领域。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金鼻环和耳环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金首饰，金耳环见于齐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金臂钏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些黄金饰品的形制和当时的青铜饰品基本相同，应是当地青铜技术的一种延伸。
要之，就首饰的质地而言，在北方地区一直以金属为主，基本不见玉器，形制独特的黄金首饰更成为北方文化集团区别于中原文化的一种标识。而在中原地区，尽管至迟在二里岗至殷墟时代黄金就被认识和应用，但一直到黄金成为财富价值体现的汉代，首饰的制作仍以美玉为主要的材料，黄金这种在今天看来最适于制作首饰的材料，到汉代结束都基本没有出现在人体装饰领域。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中亚和更北的西伯利亚始终以黄金贵，一直流行以黄金来制作首饰，黄金的应用也远早于东亚。“在中国北方诸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黄金还是青铜的首饰中都不时能够看到来自西方的影响，所以中国北方文化集团流行使用黄金首饰的观念无疑同它们与西方具有较多的联系有关”。
这点我是第一次知道。
《东亚青铜潮》读后感(四)
《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最早的中国》......徐宏的几本小书，吸引了众多读者的注意。称其“小书”，是因为它们篇幅都不长，且属于考古知识的通俗读本，不是厚重的高头讲章。
考古是门高深且寂寞的学问，与百姓有着相当的距离。若要拉近考古与民众的距离，需要生动活泼的科普型作品做向导。考古的书籍铺天盖地，但学术性太强的作品，只适合专业读者，深奥难懂，像大殿上的古代君王，端着架子，隔着空间，让人难以亲近。许宏找到了专业与普及之间的桥梁，用有趣的题目的通俗的语言讲考古、说历史，让人们通过地下的文化印迹，看到中国历史，遥望中国未来。
二里头，是许宏用力最深的考古现场。虽然夏都的猜测还未得到确证，但围绕二里头的学术探讨，则有助于夏文化一步步浮出水面。考古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可以由出土的地下文物推测历史，也可以根据历史乃至传说，去有目的地发掘，二者都有成功的先例。二里头属于有实物，有推测，有猜想，但证据链尚不完整，更切实的实物证据，不知深藏在地下何处？许宏和他的同道们，还在不断地寻找与论证。
《东亚青铜潮》的视野是比较宏阔的。不说“中国青铜潮”而称“东亚青铜潮”，许宏在起首就进行了说明。对于考古的认识，作者也是引用了国内外不同学者的看法，不轻易下结论，给读者一定的思考空间。半月形文化带与中国弧概念的重叠，让东亚青铜史的文化地理概念有了较清晰的界定。
青铜文化算是比较公认的文明标志，青铜器早已远离了生活，但日常并不少见。以北京为例，小吃一条街簋街的东头，就是一尊簋的雕塑，在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口处，是琉璃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伯矩鬲、堇鼎雕塑，昭示着3000余年前青铜文明的光芒。
愿像许宏一样致力于考古走向大众的学者，多起来。
北京燕下都出土的堇鼎、伯矩鬲
《东亚青铜潮》读后感(五)
我偶像许宏老师今年的第二本书《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这个月出版了。 我要先赞美一下三联书店，一直在坚持做这种受众有限、不会大卖，但是极具价值的书，而且坚持了相当高的编辑、设计和装帧水平。这本书朴素但是美观，排版精细，印刷漂亮，就是一本书应该有的样子。感谢三联一直在坚持做这样的“正经书”。 这本书的标题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了内容。许老师讲的不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期——商周时期的发展情况，而是殷墟时代以前，也就是有文字佐证以前，东亚大陆上的青铜文明演进的脉络。从新时期时代，仰韶文化和其后的龙山文化，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中，零星出现的铜“痕迹”开始做分析，到二里头文化中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器的出现，到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国青铜礼乐文明的确立，成为孕育殷墟时代的先声。 在后记里，许老师是这样说的： “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家伦福儒教授说过，“考古学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串联起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脉络，找回我们失去的文化记忆，正是考古人的使命所在。本书所力图勾画的，仅是波澜壮阔的东亚大陆青铜文明画卷的卷首。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它是中国纳入欧亚大陆青铜贸易与交流的“世界体系”的开端，也是“青铜中国”和“王朝中国”的肇始。与后世人类文明的壮美相比，书中所展示的最早的金属文明的遗存似乎还缺乏视觉冲击力，但缘起，往往是最迷人的。”
这本书不厚，文本只有166页，许老师的文字清晰简洁，不晦涩，很容易读。我不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依然较偏学术，书中引用文献注释就有260多篇，按照许老师的解释，这还是删节后的，原稿有500多篇。当然，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在每一个时期的梳理中，许老师依次列出了各个地区的情况，每一个发现都有分析到。所以，除非是真的对这部分的历史感兴趣的人，读起来就可能觉得枯燥。 但是对先秦历史和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爱好者来说，这本书太有价值，100多页，慢慢读做笔记，一天时间也读完了。读的过程中，可以跟着许老师的梳理，一次厘清殷墟之前中国大陆上所有青铜器出现的地点和特色，看到彼此之间的关联，那时间真是花的太“物超所值”。 我个人最有感想的部分是第五章“观潮的断想”中第二大点“时空遐思：对二维边界的探究”，尤其是其中“半月形地带与‘中国弧’”这一部分。以前听许老师的课，也不止一次听到过这个见解。“中国”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半月形地带”即是“文化传播带”也是“文化隔离区”。正是这个半月形地带中频繁迁徙的人口，为后来的中华核心文明区带来了欧亚大陆深处的各种影响，也正是这个与“华夏”有显著差异的地带，定义和保守了“华夏”的“独立”。中华文明核心区筛选了“半月形地带”所传递的“外来”文明，把其中可以“本土化”的新鲜事物转化，为自己所用；拒绝掉那些难以“本土化”的东西。这是中华文明何以维持一个长期超稳定但又生气勃勃发展的解释。这是一个迷人的解释。 综上，这本书专业性很强，包含大量的具体数据梳理，不适于普通读者，但是考古爱好者们会有巨大的收获。
《东亚青铜潮》读后感(六)
【作者简介】许宏，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著有《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先秦城邑考古》等书，主编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
《东亚青铜潮》读后感(七)
青铜器是中华礼乐文明的载体，但青铜器是怎样一步步发展成为中华灿烂文明标志的呢？许宏的《东亚青铜潮》一书，以深邃的洞见，从全球文明的视角聚焦青铜在东亚的缘起，梳理东亚最早出现的青铜遗存，以东亚青铜器冶铸技术的源流为主线，勾勒出3000多年乃至年代更久远的东亚大陆青铜器的发展脉络，带领我们探寻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青铜文明。
铜是人类最早认知的金属，用铜、锡、铅制成的青铜则是人类最早大量生产和使用的金属。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一致，公元前6000年就有了冶铸青铜的地区。许宏没有孤立地研究中国青铜早期发现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了世界文明大框架中，试图在人类文明史中勾画出它的发展脉络，以全球化的大历史视角，来观察青铜器在中国的出现、传播以及产生的影响。
两个世纪前，丹麦人汤姆森按石器、青铜、铁器3个时代陈列古物展览，成为古代物质文明发展阶段最直观且被大众广为接受的划分方式。中国的青铜时代形成了繁盛、发达的青铜文化，青铜铸造技术也是一枝独秀，但它应是世界青铜古典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把它与其他国家割裂开来。本书所探索的就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青铜发展史。甲骨文大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出现，这是本书的讨论下限，上限是之前千年以上的漫长时间。本文所说的空间——东亚所包含的是青铜器曾波及的范围，大致西至西藏，北至河套，东北至松嫩平原，东达海疆，南达长江中下游平原。在这广大的范围内，从西北高地到中原、东北，各地都零星出现用铜遗存，许宏认为“这些应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关系密切。”但同时他又认为，中国西北地区对来自中亚及更远地区的冶金术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不断形成自己的特色。也正是这样的过程，才有“华夏风格”冶金术的崛起。这种兼容并蓄有着典型的例子。现今人们喜爱的首饰早在8000年前就出现了，在新石器时代的东亚大陆就有玉玦作为耳饰。进入青铜时代，玉在中原地区却仍然无可替代，可是在中原以北的西北和北方，使用青铜制作首饰的现象却极为普及。其中，喇叭口形的耳环在西北和北方地区最为流行，从中可以看出，在青铜的使用方面，东亚既开放迎接西方的影响，又有中原自己的坚持。
在古代中国版图上，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看，在东南平原和西北草原中间，有一个弯弯的、半月形的区域，英国艺术史学者和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教授称之为“中国弧”。“中国弧”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在这里，来自西方彰显权力与地位的权杖和中原地区以鼎、爵为代表的礼器都曾在这里汇集，但权杖却没能进入这一地带所圈围的东亚大陆腹地，而鼎、爵等中原王朝的礼器却能突破这个半月形地带。这意味着传入中国的新技术有被本土化的过程。众所周知，青铜在欧亚其他国家多是制作成为武器，而进入中国后，青铜却与中国的祭祀传统相融合，并最终创造出了世人瞩目的青铜文明。
中国的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高科技”！这是如何产生的？青铜又是如何影响当时各地的历史进程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捋清全貌，许宏运用了计量史学的方法，量化考古发现，以此来阐明青铜文明核心及其辐射地带，揭示青铜潮的波及范围、推进扩散过程和各地进入青铜时代的时序。陕西临潼姜寨和陕西渭南北刘遗址出土的两件黄铜器，是现知东亚大陆最早的铜制品，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甘肃东乡林家发现的公元前2740年的青铜刀是迄今为止东亚大陆最早的青铜器。在公元前1900年之前的用铜遗存中，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东亚大陆最早的陶制复合范铸件。此外，最早的青铜容器、最早的石质镜范，以及中国最早连续使用了200年的二里头铸铜作坊等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用铜技术的不断进步。时光越过千年，走到了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时，发生了第一次礼制变革，作为温酒和饮酒器具的爵开始成为日后青铜酒礼器群的核心。为了补上这些考古学界的基础功课，作者用专注的目光用心扫描着中原、西北、华北和东北，从高地到平原，从高海拔到低海拔地区，不论出土的青铜器或繁星密布，或孤立零星，都一一最大限度地过着他审慎而严谨的筛子，罗列其发展脉络，去伪存真，大胆放弃，以期勾勒出中国青铜潮的最确切发展轮廓。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考证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一道，是东亚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4个考古学文化之一，这些在时间上都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而我们东北地区最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是辽西山地地区，辽西平原区和辽东北部区略晚，辽东区和西松花江流域更晚。横贯东亚的青铜潮也最终止步于此，没能超过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目前的认知是，整个东亚大陆大致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为公元前1700年前后。
继考察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时代的都邑变迁之后，考古学者许宏又将视野投放在没有文字记载的东亚青铜潮的缘起、传播与影响。如果说都邑是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中的“不动产”，那么本书则重点盘点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高科技动产”。许宏始终致力于让“高冷”的考古学知识与公众的求知热情更加友好地契合。他带领着一众年轻同行和广大考古爱好者，在远古的荒原上跋涉，就像现今人们去探索外太空一样，虽远不畏。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虽然书中考证过程出于严谨的学术要求，生僻处让人吃力，但作者却不轻言放弃，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当我们驻足在几千年前制作出来的精美青铜器面前时，他提醒着我们应该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再远一些。有他的引导，相信这种探索不会枯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