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的人类学家》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讲述了电影制作背后的人类学家的故事。他们通过观察和记录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不同文化和行为，以及艺术家们的创作动机和挑战，揭示了电影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深刻影响。这篇文章令人深思，让人对电影创作的复杂性和深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拍电影的人类学家》读后感(篇一)
以拍摄电影的方式进行民族学研究我以前能想到的应该就是《北方的纳努克》，读完本书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法国人类学家（让. 鲁什）对非洲桑海人也同样进行了持之以恒的人类学研究与电影拍摄。阅读过程中我对这些影片产生了兴趣想找一两部鲁什的作品看看，但遗憾中文世界几乎难觅踪影。
本书是对鲁什田野与民族学研究的综合介绍，我特别关注“影人鲁什”这部分，即对鲁什拍摄桑海人的几部重要民族志作品的详细介绍，有剧情有拍摄花絮还有影片上映后收到的舆论反馈。鲁什将影片放给当地人看时，他们一面感到新奇一面提出意见，比如《以弓猎狮》中配有一段战鼓，桑海人表示那样会把狮子吓跑根本不真实，鲁什从善如流删除了这段鼓声。《疯癫大师》则是最受争议的作品，影片主要表现了“豪卡”（巫师）上身的灵媒做出种种癫狂的举动包括手舞足蹈、口吐白沫、自焚甚至杀狗吃肉，批评者认为这些镜头再次强化了“一群阴魂不散的原始人正在从事野蛮行径”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一位很喜欢鲁什另一部重要作品《我是一个黑人》的非洲本土批评家和电影创作者对鲁什表示了极度失望：“我之所以谴责它们，就像我谴责其他非洲学家一样，是因为你们拿我们当成昆虫来观察。”
当然鲁什并不承认这类指控，他认为自己的影片是纯粹民族志的，真实反映了当地人的传统生活。他也花了大量时间与桑海人共同生活，甚至与其中一些人成了真正的朋友。作者斯托勒为完成本书也在当地采访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同事告诉他，在他还未踏足的其他村落也熟知他的名字与事迹，并且将他称呼为“小鲁什”、“鲁什的种子”。
《拍电影的人类学家》读后感(篇二)
最早知道让·鲁什是在本科辅修一门纪录片相关的课上，那时候甚至还没有经历人类学的启蒙，课程从让·鲁什引出了「真实电影」，以及印象深刻课程后来所提及的两部国产纪录片：一是让摄像机成为墙上苍蝇的《幼儿园》，二是允许采访者入镜的《北京的风很大》（著名的“你幸福吗”采访的溯源由来）。
《我是一个黑人》是我记忆中对让·鲁什的另一个标记点。虽然当时老师并未对让·鲁什的非洲民族志作品有过多介绍，但因为自己在非洲做过志愿者，对非洲的一切都产生了兴趣，因此对这个片名十分敏感。可惜当时找遍了内外全网，也没有找到《我是一个黑人》的资源，当然也没有找到其他让·鲁什的电影。
《拍电影的人类学家》相当于是在十多年后把这段尘封的记忆又唤醒了，不仅《我是一个黑人》，而且是让·鲁什真正作为一名非洲社会民族学家先驱的身份呈现。而这时作为读者的我已不再关注新闻传播领域，在接受了一番社会科学学术训练与洗礼后，对民族志研究有新的理解。
这本书的作者保罗·斯托勒主要关注鲁什在民族学上的成就——想必这里所说的“民族学”和国内学术的学科划分语境有所不同，主要是指ethnography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虽然至今没有观看过一部让·鲁什的电影作品，但作者在书里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了让·鲁什多部重要的民族志影片，提供了丰富的细节与桑海人的社会生活文化情境，也最终回归讨论了“真实电影”与“共享的、参与的人类学”内容——
什么是真实电影？为什么不能用虚构来搭建影像的真实感？为什么不能在民族志观察和民族志影片的创作中拥有“自我”？这些问题其实也呼应着人类学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思考和探索。让·鲁什民族学家和他者所走的一条路被后来人称为“共享的人类学”，也是在“影片创作者支配拍摄对象”和“被拍摄对象生产出来的影像支配一场”这两个极端的选项中间的第三条路，即将影片创作者的声音与被拍摄对象的声音加以混合成一堆杂汇的第三种声音（a third Voice）。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甚至是除了以自身作为研究对象之外的所有人类学研究的必然归宿——
“它意味着在田野中花上许多年的工夫；它意味着熟稔当地的一种或甚至多种语言；它意味着承认我们的无知和他们的智慧；它意味着承认我们的错误（在公开场合和在出版物中）；它意味着去陶铸出一些作品（以散文和电影的形式），这些作品试图掌握在那个世界中的思维、行动和感受交融而成的浑然一体，结果终抵于彻底感官性而非局部感官性的民族志；最后，它意味着扩大我们的听众和我们能够承担的言责。”
我们又何惧无法成为完完全全的局内人，主客共享本就是社会世界真实的一种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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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的人类学家》读后感(篇三)
感谢豆瓣鉴书团，再次新书品鉴！
《拍电影的人类学家：先驱让·鲁什的田野与民族志研究》一书，由保罗·斯托勒所著，为我们揭开了被誉为“真实电影之父”的让·鲁什这位被遗忘的大师的故事。本书不仅是对鲁什生平与作品的深入剖析，更是对其在民族志研究与电影艺术领域卓越成就的崇高致敬。
让·鲁什，这位生于法国巴黎的人类学家与电影制作人，用其一生诠释了“共享的人类学”理念，将电影艺术与民族志研究紧密结合，开创了全新的真实电影风格。他的作品不仅跨越了人类学与电影的边界，更触及了人类文化与情感的深层内核。
在民族志研究方面，让·鲁什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早期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非洲的桑海地区，通过长期的观察与参与，他深入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与社会结构。鲁什的民族志作品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客观记录，更是对文化深层意义的挖掘与诠释。他善于从日常细节中捕捉文化的精髓，用生动的叙述与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非洲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鲁什的民族志研究之所以独特，在于他始终秉持着一种开放与尊重的态度。他深知自己作为外来者的身份，因此在田野工作中始终保持着谦逊与谨慎。他努力与当地人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通过深入的交流与互动，获得了对当地文化的深刻洞察。这种参与式的研究方法，使得他的民族志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与情感温度，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文化提供了更为真实与全面的视角。
在电影艺术方面，让·鲁什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他被誉为真实电影的创始人，其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手法、深刻的主题内涵与生动的影像语言，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鲁什的电影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简单记录，更是对人性、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深刻反思。
他善于运用电影这一媒介，将复杂的文化现象与人性光辉以直观而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大河上的战斗》、《以弓猎狮》、《疯癫大师》等作品中，鲁什通过镜头捕捉了非洲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了当地人在面对自然、社会与信仰时的坚韧与智慧。他的电影语言既真实又富有诗意，通过巧妙的剪辑与配乐，营造出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观影体验，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与深度。
鲁什的电影艺术之所以成功，在于他始终将电影视为一种表达与沟通的工具。他深知电影不仅仅是娱乐的载体，更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桥梁。因此，在拍摄过程中，他始终注重与当地人的合作与互动，通过共同的创作过程，实现了文化的共享与理解。这种参与式的电影制作方法，不仅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力与真实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电影创作理念。
让·鲁什在民族志研究与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就，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他的民族志作品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而他的电影作品则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将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以更为直观与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拓宽了人类学与电影的边界，也为我们理解人类文化与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
在《拍电影的人类学家》一书中，保罗·斯托勒通过深入的剖析与生动的叙述，为我们展现了让·鲁什这位传奇大师的一生。他不仅详细阐述了鲁什在民族志研究与电影艺术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更通过对其作品的细致解读，让我们得以窥见鲁什深邃的思想与敏锐的观察力。斯托勒的笔触既严谨又富有诗意，他不仅还原了鲁什的生平与创作历程，更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剖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鲁什及其作品的方式。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不难发现，让·鲁什是一位真正的思想者与行动者。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与真实表达。无论是作为人类学家还是电影制作人，他都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敏锐的观察力，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的作品不仅跨越了学科与艺术的边界，更触及了人类情感的深层内核，让我们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与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