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精选了西方校勘学领域的经典著作，系统介绍了校勘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通过阅读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西方学者对文本校勘的思考和实践，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平和深度。这是一部值得学术研究者认真阅读的重要参考书。
西方校勘学论著选读后感篇一
在课上摸鱼，草草读了30页，之后会继续来评论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豪斯曼的怼天怼地，他的论述生动诠释了什么叫黑色幽默……他对这些西方古典学者的评语真是毒辣又让人忍俊不禁，没想到读本校勘学的书还能教会我怎么高雅地阴阳怪气。回想一下，中国校勘学家们大都是一丝不苟的，人正经，书也正经，就像是“美人如花隔云端”，每次去读，总是要正襟危坐一番，然后一脸严肃地开始在书海苦思冥想。头一次有本专业书让我笑得这么开心，豪斯曼我看好你，请给我更多惊喜吧！
西方校勘学论著选读后感篇二
应该说这本书从各方面都达到了五星水平。
全书选取了西方校勘学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流派的重要文章，大致依照时代次序编排，导言一览众山，译笔典雅可诵，连注释都一丝不苟，作者真是用心良苦。
看到有友邻说坦瑟勒一文作于最末一篇麦根以后，有对于麦根驳难的辩护，或者可以调整次序。不过我觉得译者的考虑可能是麦根的文章对整个西方校勘学的发展历史做了一个系统梳理，呈现出了西方校勘学是如何走向“作者权威文本的折衷重建”这一目标的过程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等等，可以视为前六篇的总结，有收束的作用，所以放在最后也不为无理。
个人最喜欢坦瑟勒一篇的译文，既见译者的才思，更能想见原文那种温厚的笔调风致，真好。意思大概是区分作品和文本，作品是超越于文本的。乔秀岩在《古籍整理的理论与实践》等文章中讲的意思与此接近，而坦瑟勒讲的更为清晰。至于豪斯曼的文章，闪转腾挪，感觉译者翻这种文章大概是很不容易哈哈哈。附录也好玩。“抬杠大师”本特利乱花钱，就有会计抗议，本特利就威胁他，你再说，再说，我就把你送到乡下让你喂火鸡。莫名很萌啊。
此外，读《中西古典语文论衡》的时候，感到译者对钱钟书的熟悉，读《校勘学》的时候再一次感受到了。举个例子。豪斯曼文章：“为了躲开拜伦所说的“生命的枯萎病魔鬼，思考雅各布和贝谢两位先生分别将宝押在福西厄斯本(Vossianus)和让布卢本(Gemblacensis)上，闪开狼窝，又掉进虎穴。”（第16页）这句话一下子就让人想到《宋诗选注》里对于梅尧臣的评价：“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相比起来，苏杰的译文近于一种现代化的骈文，而老钱反倒是纯粹的白话，显得更为俏皮、活泼。顺带说一下觉得豪斯曼和老钱还有点不同。虽然一样的毒舌，但是豪斯曼还多一些愤怒与悲哀，或者说悲悯之心，世界上怎么多蠢人呢！怎么可以笨成那样呢！然后：sigh！老钱好像更超然一点，有种吾固知世间事有如此者的感觉。
西方校勘学论著选读后感篇三
对西方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范围下的校勘学，原先基本处于云里雾里的状态中，而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习，大概是几年前草草翻过。当时一众朋友互相推荐着，却最终也不过是图书馆里借了读、没想到买一本--大概就是那个时间里，研究对象没有进入视野、不懂得欣赏的状态——如今，买不到了，许久不再版，就悔断肠子了。前一阵子写抄本、刻本的文章，处理着古籍整理时如何权衡稿本与印本时，忙得找不着北，甚至连写作框架都举步维艰时，拿出《西方校勘学论著选》来重温，也在借鉴的同时，思索着近年来中国传统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校勘理论的实践与新变。
论著的译笔极佳，举重若轻地处理着这些复杂文献，对于选篇的遴选，亦以前言娓娓道来，兼顾西方古典学史的发展历程与校勘学、文艺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从处理古典文本，至近现代文本，如何校勘，如何择取底本，给予了概观性的把握。虽然最末两篇的发表时间、彼此理论有交锋，但依照理论发展历程来排定孰先孰后亦未尝不可为据。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恐怕就是前言对于“校勘学”所立足的古典学的文献实体背景的介绍，略嫌简略——校勘所面对的文本，经历了古典文本至近现代文本的变迁，其背后的抄本到印刷本的变迁，校勘对象的文字、格式等的变迁，究竟是如何的，恐怕是只欲了解“校勘学”的东西观照的读者所不能体会的。
依旧是学习。
AE豪斯曼的《马尼利乌斯》第一卷（《天文学》）整理前言与《用思考校勘》。
豪斯曼的文笔着实是睿智中不乏尖刻——用思考校勘，诠释着理性、常识该如何诉诸于校勘，与此同时，所面对的前辈的整理、校勘中，又存在怎样的弊病，而这些弊病背后的逻辑归谬，又犀利透彻。
p13.“ 抄本谱系上，（一）只有一个抄本，其他各抄本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同一个本子；（二），文本虽然基本上系于一个单一的本子，但在很多地方可以用其他的固然等而下之却独立不倚、不可或缺的本子加以校正；（三）古代作家，文本从古老的原本经过几个彼此独立的渠道流传下来，保存在各具特点却有着差相仿佛的可信度的几个抄本里，每一个都可以用来校正其他本子的讹误。（马尼利乌斯正属于此类）——（一）只留下一个本子的文献，是最容易整理的，因为它们豁免了整理者最为严苛的校勘任务之一——权衡证据，取舍异文。……这里，至少他展示其愚蠢的机会被剥夺了，而其他选择则有这种机会。”——真的很尖刻的吐槽……但如何去判断，如何取舍，如何定是非，这背后的思索，则是一连串的。
豪斯曼所述的校勘领域，所谓“真正感兴趣的人不常见，只有小部分人真正醉心于发现真相，导致错误与荒唐的内部动因，很少有来自外部的反制与纠正，普通读者对校勘学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国的古籍校勘里也同样存在。有些书籍，不忍卒读，无论编辑还是作者，都仅仅将校勘止步于罗列异文，甚至于，连版本使用和异文罗列这些基础的可以说几乎不需要动“脑子”的举动，都无法付诸实现。一直感慨着西方校勘学对“对校”（recension）抄本中来认识谱系，而在中国，一个校勘本，该选择什么本子作底本，该选择什么本子作参校本，哪些本子值得列入，哪些从属于分支子系统的本子完全不必列入校勘，版本之间流传演绎的历史等，都没有判断，未加调查，亦不加批判地就先入为主择定某一版本，给不出任何理据（唯一的理据，或许是某本方便易得？）；至于校是非而毫无道理，甚至据流传谱系中分支且未加精细校雠之本轻加校改，更是比比皆是。我们能将“郁郁乎文哉”与“都都平丈我”当作笑谈，可真正面对有讹误的书籍、文本时，“信本”，故“信误本”的传统却如此深刻，从未加精校的通行本的讹误出发，作出一大堆人名、历史的缪考，让人匪夷所思。与此同时，在中国古籍整理里，对刻本的研究有不断深入，但抄本的认识（仅限狭义抄本，不指所谓写本），整个学界都有缺乏认识的一面。抄本该如何考察，抄本谱系的研究，还是抄本怎样用于校勘，在那些传世典籍，尤其是为晚明刻一书而亡一书的背景下，现有的研究，却莫名地轻视早期抄本提供的文本演变的线索和文字异文（当然，受制于时代条件，访书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反之，莫名地轻信一些可能有问题的抄本，作为传世刻本的补充，却在未尽校的情况下夸夸其谈的称某本为“抄宋本”，也未免过于褒扬。
保罗·马斯的《校勘学》，探讨的是“谱系法”的应用及其背后的这一方法使用的逻辑。通过异文的考察，得出各个本子之间的关系，由此，建立文本之间的“谱系”。具体来说，异文的考察逻辑，在于共同的讹误，显示相同的来源，独特的讹误，区别不同的传本，由此可以分组系联，以期考察文本歧变以前的“原型”。在逻辑链中，根据存世的传本，假设一些失落的传本，对于建立树状谱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Tanselle的《校勘原理》是一篇思深虑远的文章。设三章，文本的本质、文献文本的复制、作品文本的重建。第一章讨论的，为文本的美学理论；而第二章起，思考文献文本的物质性——所谓的复制、影印，只是为作品文本复制的历史谱系增加新的成员，而对于原件的审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文本会以某种形式收到物质传承方式的影响；文本的每个拷贝，都是一件独立的文献证据。无论读者，抑或校勘者，都需要理解整理本的价值与内在的不可复制的“局限性”。第三章，基于第一章与第二章的讨论，思考如何校勘文献文本，确定怎样的标准加以修正，来完成“作品文本的重建”，而最终提出的，是“作者意图”作为衡量的标准。在后记中，开列了详细的经典论著，也解释了这篇《校勘原理》所藉以立论的睿智与洞见，究竟从何汲取立论。
“作者意图”的标准，未必是唯一的标准，究竟如何来实现校勘，择接近反映“作者意图”的稿本或反映文本社会性的“印本”作为校勘底本，彼此各有根据，在不同的整理目标看来，这些标准的歧解或许无从弥合，但这篇文中的多个洞见，仍带来许多细密的思索——几年前的我，对纸草学和西方的抄本全然不解，也不懂所谓的“抄工与学者”的关系，不理解西方印刷术过程中的“停机修正”，对于分析目录学、描写目录学（按，后来的译本里，更倾向用“分析书志学”“描写书志学”的概念）亦全然不了解，同一版次（同一排版，有时包括不同的印次），在事实上并非完全相同的书籍；影印、拍照等，并不等于再现，而书籍的物质属性的关注，又远远不够，所以当时大概是完全没有读懂文中的讽刺论调——“印刷书籍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因为围绕在它们四周的神秘光环——这神秘光环部分地来自于人们的这样一种信念：它们无休止地复制所有主题的确切可信的文本。……如果研究者本人也在这个魔咒的控制之下，天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有多少启发意义”(p202)。
这些年，感谢更多的西方古典学书籍的译介（《抄工与学者》、《分析书志学纲要》、《册子本起源考》等），对于西方校勘学所论的书籍从抄写到印刷的形成过程中，因文献载体及其物质性质可能导致的变化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中国古籍的先印后印问题，关注实物版本学的研究，因剜版、修版、补版等，不少版本的似同而非，传抄刻印过程中的异文性系统等，又有着独特的参照价值。回忆起来，几年前的似懂非懂，大抵是因为寻找“校勘学理论”而打开了这本书，但坦瑟勒此文所试图勾勒与回应的，却远不止狭义范围内的“校勘学”，而是将视野投向了文献传承中对实物文献的宏观观照，由此出发的“校勘学”讨论，所需的知识背景也是宏阔的——而当时，后记里的大多数参考文献尚未被译介，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的我，也难免读得云里雾里。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