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食语》是一本描写广东美食文化的书籍，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广东人对食物的热爱和对美食的追求。通过书中的故事和插图，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广东特色菜肴的制作方法和历史渊源，还能感受到广东人对美食的独特情感和态度。整部书充满了温情和美食的魅力，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广东食语》读后感(篇一)
《广东食语》：治史如烹干货 南方日报10-27 09:26 ●刘茉琳（文学评论家、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 一德路是广州出名的海味市场，空气中常年萦绕着挥之不去的醇厚诱人滋味，走过时我想起背包里周松芳博士的新书《广东食语》，突然发现周松芳博士做饮食文化正如这“干货”烹饪。干货这词本意是不含水分的蔬果、菇类、海鲜等，生活中绝大多数食材追求新鲜，但也有一些食材经过日晒脱水，营养和鲜味都成倍增加，周博士说“干货如何制成佳肴，或许更考厨艺”。正是如此，他使用的史料在岁月中被“脱水”收藏，不像一般的生活滋味浮在眼前，但“营养价值”与“鲜味”都浓缩，“烹饪”过程耐心、时间、火候、配伍缺一不可，最后由他巧手妙心给史料解除时光封印，写出一篇篇精彩的美食掌故。
《广东食语》读后感(篇二)
为三餐奔忙，与知己对酌，便是一日。勤四时耕耘，喜仓廪丰足，便是一年。看别人的故事，写自己的故事，便是一生。无数人的一日、一年、一生，便是一个时代。 饮食，是人类生存之必需，也是由生存通往生活的一条路径。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民国时期是中国饮食发展的关键期。交通的发展、人口的播迁、观念的转变、厨艺的交流，都为中国八大菜系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时代条件，积蓄了文化力量。 对于今人而言，民国饮食既遥远陌生，又熟悉可亲。有的菜肴，只存在于故纸堆里，被时代的长风吹去了色香味；有的菜肴，时至今日还屡屡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其背后的掌故却罕为人知。以地域为纲，捡拾民国美食的碎片，试图拼凑出一幕幕百年前的市井烟火。 舌尖上的历史，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体验。我们在上海，徜徉在《广东食语》《海上食韵》《八闽食记》的饮食文化中，寻味八方，一道道民国历史中美食依然活色生香。
《广东食语》读后感(篇三)
饮食文化的变迁史
李怀宇
周松芳博士的《广东食语》，显然是在致敬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屈大均自序：“夫无穷不在无穷，而在昭昭；广厚不在广厚，而在一撮土；广大不在广大，而在一卷石；不测不在不测，而在一勺。”这是一种文化自信。个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定当跋过千山，涉过万水，更不只读书破万卷书，方能下笔如有神。
如今的《广东食语》，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找到的史料足以广大精微，开阔“食在广州”的视野。所谓“食在广州”，并没有悠久的光辉史，不过得名于晚清民初。周松芳根据大量的新发现文献，指出“食在广州”的得名，与晚清民国作为文化和传播中心的上海文化人和媒体的喜欢与鼓吹大有关系，并渐渐得到学者、读者及饮食业界的认可。研究饮食文化史，从第一手的文献出发，尤其注重背后的“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则万川汇流成史海，取之无禁，用之无穷。
从前粤菜的第一标配是鲍参翅肚，于今粤菜的第一标配是生猛海鲜。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粤菜的沧桑。周松芳考证，韩愈“初南食”就吃到了不少生猛海鲜，纪于《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但这首诗只与潮州沾了边，贬谪潮州途中作，与潮州饮食则毫无关系。韩愈作诗是在进入珠三角之后、到达广州之前。据《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六，他们大约在扶胥即广州东南今南海神庙一带握手话别，并致意柳宗元。在宋代，珠江水仍苦咸。苏轼在写给广州知州王敏仲的信中说：“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这项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的自来水工程”不久就建成了：“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换言之，在苏轼的年代，广州仍然是可以吃到海鲜的，可惜这位美食家没有留下记录。
广式点心在“食在广州”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某些初尝粤菜不惯粤鲜的食客心目中，甚至比粤菜特别是海鲜更来得重要。晚清民初徐珂说：“吾好粤之歌曲，吾嗜粤之点心，而粤人之能轻财，能合群，能冒险，能致富，亦未尝不心悦诚服，而叹其特性也。粤多人材，吾国之革命实赖之。”美食之中，赋予了许多文化内涵。
陈序经说：“广东是新文化的先锋队，也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如今的“打边炉”即是一例。王稼句《暖炉》引证文献，其中有明代陈献章《赠袁晖用林时嘉韵》：“风雨相留更晚台，边炉煮蟹饯君回。扁舟夜鼓寒潮枕，又是江门一度来。”进而指出：“边炉的说法，很可能由岭南而来。”
俗话说南米北面。然而，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说“岭南面自古所重。”并说苏轼特别喜欢吃岭南面，忍不住亲自动手：“常于博罗溪水，日转两轮，举四杵，以作白面。”还以诗纪事：“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岭南面好吃，苏轼还要以制酒曲，以酿美酒，作诗：“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浆。”踵继苏轼的足迹来惠州的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景仰东坡，留下石刻《朝云墓志》。还有一项与面有关的发明，大约是得了苏轼的神示，那就是伊面。伊面旧称“伊府面”，制法特异，与北方任何面食不同，因为面条是经油炸过的，有时可以直接食用。伊面的好处是，可以煮成汤面，也可以炒来吃，还可以焖，又可以配各种各样的作料，成为大小酒楼受众最广的主食兼菜肴。黄苗子将广东伊面与四川泸州的菠菜面，视为面食双绝。
美食的背后是人情。周松芳考证傅彦长上粤菜馆的历史，既是一部上海粤菜馆的微型发展史，也是一部上海文艺界的小型活动史。傅彦长的存世日记，在1933年全年累计上新雅酒楼227次。4月10日日记中说到与鲁迅的相遇：“午后到沪，在新雅午餐。遇鲁迅、黎烈文、李青崖、陈子展、张振宇。”这是《鲁迅日记》里没有的。鲁迅曾在广州生活过几个月，许广平除了经常陪他上馆子，还两度送他最具乡土特色的食材土鲮鱼，足以证明鲁迅对粤菜的接受和喜欢。至于顾颉刚广州宴游记，从顾颉刚日记中可见，席上有傅斯年、赵元任、罗常培、伍叔傥、杨振声、李济等人，这些人后来大名鼎鼎，而当年俱属少壮，云集岭南，于斯而言，何其幸也，堪为“食在广州”文化贴金。更有趣的是郁达夫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不具名的小酒馆饮食。饮食市场中，高中低档酒楼，总是呈金字塔形分布，顶级酒楼就金字塔顶那么几家，高档酒楼处于金字塔上部，为数也不多，大多数还是入不了文人特别是大作家的笔端。好在郁达夫有些“无聊”，写下了，换作鲁迅或顾颉刚，相信去了压根儿也没记上。郁达夫所记的，正是难得的第一手文献。
从谭延闿日记中，周松芳发现谭氏对中国西餐的真正赞美，自广州始，自太平馆始，甚至可以说是自太平馆的鸽子始。一般来说，诗礼富贵人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即使其中饕餮之徒，也多止于浅尝。但谭氏食太平馆之鸽，少则两只，多则三四只，必是至爱。太平馆烧鸽的奥秘，却在谭氏所不喜的中西结合之上。而中西结合却一直是“食在广州”的时尚，在号称“食在广州”开山、自诩广东第一的江孔殷那儿更是如此。晚清民初广州西餐如此风行，粤菜北渐，而以西餐先行，正是岭南文化向外拓展的变迁史。
谭延闿与江孔殷两大美食家在广州的相逢，则是岭南饮食文化史的重要篇章。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江孔殷家宴的江湖地位及其对粤菜乃至湘菜的影响。谭延闿认为饮食之事，昔不如今，也即厚今薄古的观点，更值得今人珍视：“事事皆今不如古，惟饮食不然，吾言不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