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界共和国》是一篇展现文学的力量和魅力的文章。通过描述文学作品如何启迪人们的思想，激发情感，以及促进社会变革，作者深刻地阐释了文学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篇文章让人深刻意识到文学的价值和影响力。
《文学世界共和国》读后感(一)
理论本身颇有看头，但这几名武汉大学的翻译（一个教授带着一个讲师和硕士做的翻译）却着实不堪卒读。粗浅的错误比比皆是，句法不通，语法错误，汉语让人读起来诘屈聱牙，限定词“的”在同一句中反复出现，影响美感。北京大学何以会选用如此拙劣的译作呢？辜正坤有云：理论翻译当深入浅出，减少读者的理解成本。此书却偏偏让人费解。
《文学世界共和国》读后感(二)
1、绪论
这种民族记忆类似于荣格说的集体无意识吗？一代代人通过遗传传递的来自于记忆最深处的一种意识传承？说的很玄幻的感觉，就像小狗天生就知道生病应该吃某种草药一样？ 那如果这样，不就真的将相有种，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了嘛？不就支持了种族中心论？ 但也许漫长的人类进化，我们的确从先祖那继承了很多无意识层面的东西，但这种继承按照道理应该是为了帮助自身更好的生存，应该是生存技巧层面的，然后每个民族面对的生存挑战不同，便有了后代在生存技巧上应对的不同。 2、
也许国家、个人相对他者的意义就在于不同吧。
《文学世界共和国》读后感(三)
歌德曾在19世纪上半叶发出了“世界文学已经到来”的呼唤，法国学者卡萨诺瓦却逆而行之，提出了“文学世界”的概念，这立马为我们展开了一个诡秘的世界：伍尔夫的海浪环绕着笛福的孤岛，矗立着卡夫卡的城堡，寓居其中的是鲁迅的狂人与里尔克的豹——这个世界并不是虚幻的想象，而是包孕在真实世界中的想象世界，它由现实世界的符文与规则构成。于是，我也试图用符文的碎片——关键词来拼接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
关键词一：历史
首先需要质问的是，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何时建立？卡萨诺瓦将其定位在15及16世纪的法国，由七星诗舍和杜贝莱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作为标志，其目标是针对拉丁文的霸权，培育法语并“吞食”拉丁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之为“通俗语言革命”。但是，对拉丁文霸权的反抗并非伊始于法国，而是最早发生在意大利（如但丁的论《俗语》以及《神曲》的文学方言实践），在卡萨诺瓦看来，意大利分裂的局面导致没有统一的王国为语言构筑政治屋顶。所以，这一时期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推动力实际是国王权力与教会权力之争，在法国，前者渐渐压制了后者。
但尽管如此，读者很快就会冒出一个想法：为何拉丁文霸权的古典文学时期不是一个“文学世界共和国”？我们会试想这一个拉丁文的文学世界似乎已经统一了度量衡。实际上，在笔者看来，这一“文学世界共和国”从文学主体来看是一个整体的疆域，但却是一个构成性的整体疆域，其中充斥着多样性，而为多样性寻找一个稳定的区分性主体是徒劳的，构成这块疆域的区分性主体是历史化的，这便涉及到卡萨诺瓦对“文学世界共和国”第二个阶段的划分，即开始于18世纪末，盛行于19世纪的民族化时期，这一区分性主体延续到当下并不断彰显其统治地位：即民族-国家的现实与意识形态霸权。卡萨诺瓦还划分了第三个阶段：去殖民化阶段。但若从区分性角度看，民族-国家的构成性主体地位依旧牢牢稳定甚至有所加强，其与第二个阶段的区别在于第三世界被纳入了“文学世界共和国”的版图。反过来说，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同样是一个兼具容纳与排斥性质的装置，它的地理图层在文化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但在世界史的历史过程中，却是符合实际的，即伴随着欧洲的大航海发现与随即而来的资本对外扩张。更直接点说，卡萨诺瓦带有法兰西中心主义，从后置视角看，巴黎形成了这个世界的原点，所以对于卡萨诺瓦来说，“世界文学共和国”诞生时刻的地理位置无可质疑，所需要的是在历史中找到一个断点。于是，空间决定了时间与历史。
关键词二：空间
如前文所言，寻找一个稳定的区分性主体是反历史化的，卡萨诺瓦虽未明言，但是从对这个“文学世界共和国”的法则描述来看，是立基于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的，即民族-国家作为合法性政治屋顶的世界。这种合法性几乎绝对性地宰制了地域文学史的书写。对此，卡萨诺瓦指出：“要理解这一文学世界的运作是主要困难，实际上在于承认它的边界、它的中心、它的轨迹以及它的交流形式不是完全和政治经济世界的那些东西并道而行的。（P5）”这提示我们民族-国家作为对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区分性主体在当下这个现实世界是诸种可能性的一种（尽管是最具主导性的，如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与民族国家的极尽扭结之外，有学者力图以华文文学来颠覆这一区分性主体，而代之以古老的语言），更进一步说，“文学世界共和国”与现实政治经济世界存在着裂缝，裂缝的宽度暗示着“文学世界共和国”拥有多大程度上的自律性。卡萨诺瓦承认，政治经济对于文学的制约，伦敦与纽约逐渐成为近乎与巴黎抗衡的中心点便是明证，但是在论述巴黎成为世界文学之都时，作者显然是站在了文化主义的立场，即，文化以其高贵、先锋、神秘甚至悖论的一面抗拒政治经济。
关键词三：价值
文化究竟具有何种魔力？质言之，文学的独立价值何在？ 具体来说，这便要回到法国文化在走出中世纪中通过“吞食”拉文文化而铸造了自己的霸权，同样的，巴黎、伦敦和纽约都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仔细回顾它们成为世界文学之都的具体历史过程。但笔者试图立足当下抽象化这一价值——试着这样理解：把这一文学世界共和国理解为一个巨大的文学市场，来来往往的人怀揣着大大小小的财富，而这一形象化的人可以理解为语言、民族乃至作家，等等。在此，不得不借用最具主导性的区分主体——民族-国家——作为这群游荡在文学市场的形象化的人物，事实上，民族-国家之所以具有主导性力量就是在于它在与历史过往的联系中重新创造乃至发明了它与语言、民间文化等要素的关系。在民族-国家这个主体中，卡萨诺瓦寻找了多种构成财富的因素：首先是语言，某些语言更具有“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在作者看来是不断打磨塑造而成，即“理论、逻辑、美学、修辞等资源形成的独特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产生了文学本身的价值(某种象征性的‘剩余价值’)（P70）”，另一方面，还必须将语言的使用率纳入考量，但“不是根据使用这门语言写作和阅读人数的总量，而是根据会讲多种文学语言者中讲这门语言的人数（或者文学空间的主导者、出版家、全球性文学中间商、高水平文学猎头……）以及文学翻译者——既有输出又有输入）的人数（P17）”，这更为切合如今全球化的世界。其次，回到文学本身便是“经典”，“经典”首先是被重新发现的“古老性”的作品，这是最具有合法性的文学作品，当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武库陈列着各个年代的“经典”。最后，是物质性的“机构”，如出版、翻译、印刷等庞大的机器。这样看来，一个民族-国家在文学市场上所拥有的财富既是积累性的，同时也是与该民族-国家目前的文学场现状有关。
在我们忙着估算财富的时候，另一个问题抛掷过来，即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何认同彼此的“财富”是财富，各自的文学是有价值的呢？最容易被接受的是古老的“经典”，“他们将自己古老民族的奠基性民族文本构建成了永恒的文本，把他们的文学资本定义为超民族、超历史的文学资本（P10）”，这种超民族、超历史的文学资本则转化为普遍性的价值。而对于现代而成的“经典”，这一认定过程无疑显得更为复杂与激烈，卡萨诺瓦则必须要思考如何继续得到“普遍性” ，如果一个文本本身深嵌于“世界主义”之中，则自然可以通往“普遍性”，也最为呈现出文学的自律特征，但若一个文本深嵌于“民族主义”之中，这并非断绝其通往“普遍性”之路，而是如何从“差异性”得到“普遍性”，这再次呼应了“文学世界共和国”作为构成性的整体世界的判断。
关键词四：玩家
从微观角度，我们将直面作家，作家们似乎成为了《大文豪》这款游戏的玩家，谁可以取得游戏胜利？如前所述，在这个文学世界，是空间决定了时间，卡萨诺瓦巧妙地为所有作家立了一个格林威治子午线，只有处于这条线的右边作家们才能上桌成为玩家，毫无疑问，在作者看来，这条线是坐落在“巴黎”们的。“当人们尝试形容一个作家时，必须要将其定位两次：一次是根据他所处的民族文学空间在世界文学空间中所处的地位来定；另一次是根据他在世界文学空间本身中的地位来定（P42—43）”。前一段表明“正统的文学世界和其周边文学之间的分界带来的无可挽回的特征和暴力，只有周边的国家才能看得见（P44）”，我们很容易明白所谓的“周边的国家”代表谁？
但如何理解“根据他在世界文学空间本身的地位来定”呢？这关乎文学的价值生成，即作家们必须依照文学世界的游戏规则来运作自己，即关乎“普遍性”与“超越性”的价值。在这儿，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周边的国家”的作家们，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家们，游戏规则在这儿主要分为三个维度，即语言、政治与文学。关乎语言的游戏规则主要存在于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前殖民国家以及北美、欧洲内部（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试着想想叶芝与卡夫卡吧）。政治意味着民族美学、人民美学等等，即，试图赋予“差异性”以独特的价值（但作者很明显认为这种违反文学自律的“差异性”是难以通往“普遍性”的），文学在作者看来实际指向“普遍性”的自律美学。但作者并非彻底否定民族美学的建构，事实上，作者强调政治运动赋予了文学价值，民族文学在当下依旧需要一个政治屋顶。但作者的最终理想则更为浪漫。
对于外围的玩家来说，要么顺从性地打入游戏内围，追求彻底“世界主义”，享受中心的“祝圣”；要么做有所不为的反叛者，即驶入中心、顺从中心并策略性地暴露自己的差异性；要么就是彻底的反叛者，拒绝进入“文学世界共和国”中，而成为忠心的民族-国家艺术家。“文学世界共和国”与现实世界留下的缝隙既意味着进入这个自律空间的可能，也意味着试着挤压自己以适应缝隙，更重要的是，缝隙的位置诱惑人们狂奔，必须主动地、努力地、顺从地打进去！当然，也可以单纯地冷眼旁观，或者丰富地在现实世界膨胀。
最后一些话
行文至此，思绪也有些杂乱，比如，世界文学究竟何时诞生？后置视角、法则与历史化如何协调？又如，“世界主义”的“普遍性”何以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专断？尽管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专断。同时，仔细思索现实案例似乎又尽难与理论合榫。还是改用歌德的一句话作结吧——“理论是灰色的，文学之树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