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中的算法文化》通过分析游戏中的算法设计和应用，探讨了算法在游戏开发中的重要性和影响。文章指出，算法不仅是游戏运行的核心，还可以塑造游戏的玩法和体验。通过深入剖析不同类型的游戏算法，揭示了算法在游戏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游戏中的算法文化读后感篇一
在《游戏：算法文化论集》这部开创性著作中，亚历山大·加洛韦以全新视角重构了电子游戏的媒介属性。他突破将游戏视为叙事载体的传统认知框架，独辟蹊径地提出：电子游戏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行动性"特质。通过建构"游戏行动四象限"理论模型，作者以"操作者-机器"、"叙事-非叙事"两组关键维度为坐标，系统解构了人机交互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复杂文化图景。
尤为深刻的是，加洛韦将游戏机制解码为算法文化的典型表征。他犀利指出，虚拟世界中的规则体系实则是现实权力结构的数字镜像——当玩家在《文明》中推演战略，在《模拟城市》中调配资源，实则在无意识间演练着当代社会的治理术。这种"控制论辩证法"的深刻洞察，为理解算法时代的新型社会规训机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工具。
作为数字媒介研究领域的重要路标，该著作成功搭建起技术哲学、文化批评与政治美学的跨界对话平台。其开创性的"游戏行动"理论不仅为新闻传播学界提供了分析数字叙事的利器，更使媒介文化研究者获得了解码算法黑箱的密钥。对于关注数字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学者，抑或试图在虚拟世界中寻找现实隐喻的深度玩家，这都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思想指南。
游戏中的算法文化读后感篇二
本书的翻译工作横跨了两个季节。当我的日常缠结于“青椒”（青年教师）所历经的种种学术任务和压力时，加洛韦的思想似乎让我窥见能抵抗技术内卷的些微光亮，给了我可以暂离功绩社会的逃逸线。
亚历山大·R.加洛韦现任纽约大学教授，是近20年在数字媒介理论和游戏研究领域最富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我在读书期间会不时接触他的思想，因而非常荣幸能有机会翻译他的著作。翻译期间，我和加洛韦教授通过邮件交流，多次就本书部分概念的语境和意指进行探讨，也因此对他的理论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深感此书之于当下人文领域乃至社会文化的重要性。
在人工智能和“算法热”对人文学科的技术殖民中，加洛韦立于算法技术与人文领域的交界，借由不同的思想资源直面使人文学者集体陷入迷茫或语塞的征候式现象。加洛韦的技术文化批判谱系始于2004年，以《协议：控制在去中心化后如何存在》（Protocol: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的出版为标识。他在其中颇具创见地重新分析了作为技术核心的“协议”（protocol）概念，聚焦其生产及被忽略的文化影响。2006年，加洛韦的《游戏中的算法文化》（Gaming:Essays on Algorithmic Culture）一经出版就成为电子游戏理论研究的经典文本，被学界不断参考、援引或推演。加洛韦在本书延续其一贯的批判路径，进一步揭示了游戏不易被察觉的“算法”底色，即游戏通过规则与代码建构并规训玩家行为。他对电子游戏技术底色的揭示，一方面为我们理解算法文化提供了重要切口，另一方面也使作为玩家的我们对代码控制及其内生的意识形态逻辑保持警醒。
本书中，他对技术文化的批判体现为对游戏的历史化和“反游戏”（countergaming）理论的建立。“反游戏”概念不仅填补了电子游戏研究自建立以来批判理论的空缺，也成为理论界对20世纪70年代“黑客文化”的某种延续。书中，加洛韦结合多位艺术家创作的游戏模组，揭示了“反游戏”运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艺术实践的实质，旨在通过对游戏规则的重组与颠覆、对游戏装置与游玩体验的倒置，削弱甚或消解主流电子游戏的叙事和娱乐性。当然，“反游戏”不仅是本书的核心观念，同样位居其理论谱系的关键节点，为其之后的技术批判实践提供思想资源。
就翻译过程来说，由于本书内容横跨计算机、技术哲学和电子游戏等多个范畴，对它的转译并不容易，这尤其体现在对多义概念译法的敲定上。比如，“diegetic”现存多种可行的译法（如“叙境”），但为了能使读者更易理解，本书使用“故事中”和“故事外”来指涉“diegetic”和“nondiegetic”。同样，“POV shot”“subjective shot”都可被译为主观镜头，但为了呼应加洛韦对这组概念的区分，本书分别使用“视点镜头”和“主观镜头”指涉二者。尽管译者在反复推敲后确定了常见概念的译法，也难免会因跨语境的转译、翻译流程的规范和所涉内容的驳杂出现翻译的漏误和不通顺，在此敬请读者朋友多加包涵。
最后，感谢加洛韦教授在百忙中与我沟通交流，他的细致和谦和给了我很大勇气。希望本书的译介能使读者对加洛韦的技术文化批判产生更深切的体悟。
王杉
2025年3月于南开大学
游戏中的算法文化读后感篇三
总序
电子游戏作为数字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塑了人类的感知、交流与行为模式。面对如此庞大的受众群体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中国学术界却尚未形成与之相适配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电子游戏研究在中国的匮乏与滞后，既是技术主义取向长期主导的结果，也是传统人文学科对这个领域的漠视所致。与电影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成熟与完善相比，电子游戏研究至今仍处在边缘与替代性的位置，缺乏专业的理论建构和人文学科的介入。如此学术上的缺位，已无法适应电子游戏所带来的深刻文化变迁，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电子游戏的意义与价值，并积极构建具有历史性和超越性的人文学视野。
电子游戏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有30余年的历史，其演进脉络清晰可辨。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电子游戏研究经历了从游戏本体论探索到游戏化（gamification）现实等重要阶段。2001 年，埃斯本·阿尔塞斯（Espen Aarseth）创办《游戏研究》（Game Studies）杂志，标志着电子游戏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正式确立。此后，以贡萨拉·弗拉斯卡（Gonzalo Frasca）、杰斯珀·朱尔（Jesper Juul）等学者为代表的“游戏学”（Ludology）学派，强调电子游戏自身的形式特性和交互机制，试图从叙事理论的影响下摆脱出来，建立一种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范式。与此同时，珍妮特·穆雷（Janet Murray）、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等学者则从文化理论角度出发，强调电子游戏的叙事维度，提出电子游戏也是一种讲述故事的媒介，“叙事学”（Narratology）与“游戏学”的对立构成了西方电子游戏研究早期的重要理论论证。2015 年，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的《游戏研究十五年》（“Game Studies Year Fifteen”）批判了叙事学与游戏学的二元对立，指出二者本质上都是形式主义的变体，提出游戏研究应当更加开放地与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学科展开对话。
事实上，电子游戏并非突然出现的新事物，而是人类悠久的游戏活动传统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便已指出游戏在模仿、休闲与教育方面的重要性，而德国理性主义美学则进一步将游戏提升为审美活动与人性实现的必要条件。康德与席勒的游戏美学思想，强调游戏是一种自由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超越了感官与道德需求，成为人类实现完整人性的方式。这个冲动与本能的理论假设与 19 世纪晚期卡尔·谷鲁斯（Karl Groos）、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学者的进化论和心理学结合，形成了带有进化论与等级化色彩的游戏冲动学说。朱光潜先生曾对这一波游戏美学的理论进行了精彩的总结。
游戏理论在 20 世纪逐渐分化为科学与人文两个谱系，以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与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为代表的人类学谱系，关注游戏作为文化现象的特征与分类。而欧根·芬克（Eugen Fink）、 汉 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Hans- Georg Gadamer）和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等人的现象学存在论，则将游戏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认为游戏是存在进行自我揭示的超越性场域，是理解人类存在本质的重要途径，因此把游戏的地位提高到艺术之上。此外，被游戏研究所忽视的法国哲学家雅克·亨里约（Jacques Henriot）将游戏的本质归结为一种精神态度，即“玩感”所代表的游戏精神，强调游戏根植于玩家主体对自我的反思与创造性行动。这些理论传统共同奠定了电子游戏研究丰富而厚重的人文学基础。当然，与此同时，以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系统论谱系，则从规则、计算机语言、程序与机制的角度分析游戏的认知与交流特征。
从人文学与艺术理论的视角来看，电子游戏研究绝不能停留于单纯的技术与机制分析，也应深入哲学、历史、艺术史等人文学科的核心问题之中。电子游戏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显现的场域。它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重新定义了主体与客体、真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挑战了传统的人文学科范畴与理论框架。例如，从艺术理论的视角出发，电子游戏要求玩家借助动觉（kinaesthesia）而非仅凭视觉或听觉来进行审美体验，这种动觉性的主体参与，与传统艺术的静观式审美完全不同。此外，电子游戏以交互性与程序性为基础，在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电子游戏不仅再现了历史，更借助游戏机制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重塑了我们对历史事件与文化遗产的理解。电子游戏的历史也伴随着社会空间的建构与演化，从社会公共空间里的街机到依托客厅文化的家庭游戏机，电子游戏不断切割和创造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和场域。电子游戏研究的人文学维度还体现为对伦理问题与主体性问题的深入反思。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子游戏中的AI 角色逐渐展现出类似主体性的特征，这种数字主体性不仅挑战了我们对传统主体观念的认知，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伦理与道德的界限。电子游戏的人文学研究，正是要深入探讨这些由技术变革带来的深刻哲学、历史与伦理议题。从数字人类学的视角审视，电子游戏创造的新型“后人类存在形态”，实质上正在重塑人类的主体性定义，其研究价值亟待从人文学科拓展至数字文明整体框架。
本套“游戏文化经典译丛”正是基于上述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而推出的。译丛精选了西方电子游戏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著作，希望通过翻译介绍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弥补国内电子游戏研究在人文学科视野和理论深度上的不足。我们期望通过这套译丛，不仅能够为国内学界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引发更深入、更具创造性的学术讨论，更能够推动电子游戏研究从技术主义的狭隘视角走向更加开放的人文学视野，真正实现从历史、哲学、艺术理论等多重维度对电子游戏的全面理解，并期待得到学者和游戏爱好者的支持，推动我们通过电子游戏更深刻地理解技术时代的人类处境，回应数字文化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
李 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