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继承与叛逆》描写了一个家族的传承与争斗，主人公在家族利益和个人信仰之间挣扎。通过对家族历史和价值观的解构，小说探讨了权力、责任和自由的辩证关系。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满，引人深思。
《继承与叛逆》读后感(篇一)
书很厚，上下册加起来近千页，粗看感觉上至远古近至……（没看下册，不知道近至到了哪里，哈哈）无所不包，天文地理、科学道理均有涉猎。但是，细看之下，本书（至少上册）空洞无物，只不过是简单的各类人物、事迹、著作的timeline的简单堆砌而已，这类堆砌很大篇幅在描述跨度很广的、几千年前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来讲毫无意义：我们没必要详细了解诸如圆周率是怎么从茹毛饮血的先人一直到现在小数点后几亿位是怎么算出来的。书中也没有多少自己的观点，看完上册，很难想象书的副标题的立论能够在下册说清楚（要了解为啥现代科学出现在西方，直接看《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即可，远比本书写的深刻）。
总的一句话，看完上册的我感觉花在这本书上册的那十几个小时太不值得了。
《继承与叛逆》读后感(篇二)
本书的主要观点在《导论》和《总结》中即已论述完备。正文与其说是进一步证明观点，毋宁说是对《自序》中“（《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没有相应的西方科学史来加以平衡”一句的回应。本书叙述了从古希腊到牛顿时代西方科学史。尤为特别的是，作者一反常例，把“伊斯兰世界”纳入“西方”的范围，以此证明西方科学传统赓续数千年未绝，与西方科学在中世纪沉寂千年的印象大有不同。考虑到欧洲与中东地区的互动频率和深度远大于东亚同中东地区的互动这一事实，这种全新的分法似有其合理之处。
从书的副标题可以知道，本书是对的李约瑟问题的试解答。国人受李约瑟的影响，“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论”根深蒂固。作者首先指出中西科技迥然相异，中国长期有技术无科学。即使两者有可以比较之处，中国也并非长期领先。又以例证明李约瑟所谓中西“科学”汇流观点之大谬无当。
本书列举的几条可能原因中，比较新奇的一条是数学。中国数学最早的数学文献，较西方巴比伦泥板晚了一千五百年。数学不曾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探究自然规律的学者亦鲜有利用数学。这是别的研究者没有提过的。
上述说法，对我等长久浸淫传统教育之学生，真乃耳目一新！
所以中国既未产生出科学，亦无须为此遗憾。今之科学，已经是全世界的事业。
我与作者，亦小有渊源。作者本为物理系毕业生，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而后受邀转向传统文化及科学史探讨。作者曾任教于“中大物理系”，而我现就读于“中大物理系”，虽名同实异，时过境迁，然慕贤之心，与读俱增。亦图步先贤之后。勉之！
《继承与叛逆》读后感(篇三)
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16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李约瑟自己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有一定了解。该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便在于：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看法。
按照李约瑟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科学”如同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来形象比喻此现象。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特殊的事象来处理。另一方面，尽管他的观点有异于席文所提出的“中西科学分途进行”，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由此可见他心中的“现代科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特殊背景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如果按照李约瑟对于“现代科学”是分途的定义，则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识，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和比较。从“科学”的特征上来说，西方科学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便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早在古代希腊时期，柏拉图已经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不深究其所以然，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的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历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是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印证，“李约瑟问题”的成立是有问题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与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但是，这并不表明“李约瑟问题”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他还预设了一个前提：“中国科技水平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远远超过西方。”而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却是不争的事实，李约瑟的“长期优胜说”导致了悖论：何种因素使得千余年来辉煌的中国科技从世界领先位置陨落，而为欧洲在15世纪以后所决定性地超越呢？两者高下形势之逆转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之所以该问题也被称为谜或者难题，且该问题具有深刻的意义，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李约瑟大致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是由于文艺复兴以及相关巨变——远航探险、宗教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等等，西方科学才得以一飞冲天；中国没有产生类似巨变，则当求之于中西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更进一步来说，中西科技水平戏剧性的根源在于：中国历史上高度理性化的“官僚封建体制”阻止了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出现，西方的“军事——贵族封建体制”却没有那么坚强，它在15-16世纪亦即文艺复兴时代崩溃了，由是导致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出现。由于可控实验的发展，补足了古希腊科学只崇尚纯粹理论而轻视实用的缺失；实用科学的兴起于实用技术受重视和工商业发达有关，亦即是由资本主义的刺激而来。这样，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资本主义、文艺复兴就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显示了整体以及科学上的联系进步，但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这就被以指数速度增长的现代科学所猛然超越。由此，李约瑟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何以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出现。”
上述“论题”是李约瑟解释科学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出现的理论。但对李约瑟而言，更根本的是贯穿其一生的三个基本信念：外部因素观、科学发展平等观、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说。这个整体系统通过了“文艺复兴”这一纽带，使得其他文明与科技对于现代科学的决定性贡献得以建立。
我认为李约瑟的回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从实践和基本理论两方面来论证科学发明权在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是平等的，而“中国优胜说”是其具体表现。但是他的回答也有局限性，首先，他混淆了科学与技术；其次，他过分夸大了中国的科技成就；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李约瑟完全没有论证中国领先技术如何传播到西方，以及如何影响西方科技，因此所谓“影响”只能够是猜想、臆测。
陈方正在《继承与叛逆》中对李约瑟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述，主要也是在李约瑟个人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的。陈方正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扎根于其文化整体当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母体文化而被充分认识。而他也对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进行了概括：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即使可以被清楚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16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陈方正在文中用了大量的西方发展历史来印证这两个论点，是具有强大史实支撑的。
但本书的局限性在于太过于注重科学家本身的特点，却忽略了时代发展的整体客观因素。
在现有资料并博采众长之后，关于“现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这一问题可以转换为“现代科技为什么在近代西方产生了”来进行对比回答，主要原因有如下四点：
1、 西方科学历史及其漫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即现代科学出现前3500年，而且在此期间它虽然有转折、断裂，却仍然形成了一个先后相承的传统。
2、 西方科学的发展中心并非固定于特定地域或者文化环境，而是缓慢但不停地在欧、亚、非三大洲许多不同地点进行转移。
3、 西方科学发端于希腊科学，那是在我们称之为“新普罗米修斯”的毕达哥拉斯所创教派之孕育、鼓舞、推动下成长；而且即使到了17世纪，宗教精神与向往仍然是诸如开普勒和牛顿那样主要科学家背后的基本动力。
4、 西方科学在观念和思维模式上曾经发生先后两次翻天覆地的巨变，即所谓革命：第一次是“新普罗米修斯革命”，它开创了古希腊科学；第二次则是开创现代科学的17世纪牛顿革命。
以上四个特征密切相关。特别是：其中心的不断转移正是西方科学传统一方面能够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却会出现革命性巨变的缘故，而其所以有此“中心转移”现象，则很能是由特殊地理环境造成。以上四个特征密切联系，使得革命性的巨变在西方科学中出现，是它能够最终蜕变为现代科学的主要宏观原因。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在社会制度、封建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对科学所产生的扼制作用。
1、 社会制度：中国是小农经济国家，由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求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便无法得到发展，使得创造出的资源有限；在近代形成天朝上国心理，走上闭关锁国道路。
2、 封建制度：“奉夷为师”，若广泛而彻底的学习近代西方所拥有的科学和技术，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作为封建制度下的保守官僚，完全会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认为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谓的“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种“科学”交流之意。
3、 思想文化：传统儒家思想注重人的道德理性而非自然理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社会安慰，但丧失了对自然的积极性。即使是宋明理学，所提出的的诸如“格物致知”的观念也仅限于道德观。
由于上述原因（不完全），现代科技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
参考文献：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